十一月的沪上，天黑得早。
五点刚过，太阳就疲软地挂在西边的屋脊上，只剩下一点昏黄的余光，给灰扑扑的城市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
下班的钟声仿佛一道无形的闸门，一经拉开，穿着蓝色、灰色工装的人潮便从各个工厂的大门里涌出，汇入街道。
秋风卷起地上干枯的法国梧桐叶，打着旋儿飞舞。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复杂的味道，有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的煤炉子的烟火气，有街角小贩偷偷卖的烤山芋的焦甜香气，还有工业城市特有的、一丝若有若无的铁锈和机油味。
人们大多裹紧了单薄的外套，缩着脖子，低着头匆匆赶路，脸上带着一天劳作后的倦意。偶尔有相熟的同事并排走着，高声谈论着车间的生产指标或是食堂中午的菜色，笑声和话语很快就被风吹散。
孩子们是这片灰调景象里唯一的亮色，他们背着帆布书包，在人流的缝隙里追逐打闹，清脆的笑声像一把把小石子，投进这片名为“下班”的、沉静又汹涌的河水里。
潍坊街道西南部，是一片破旧的私房区。
吴癞子的房子就位于其中。
低矮破败的房间里，光线昏暗，唯一的窗户用几块破布和一张牛皮纸糊着，根本透不进什么光亮。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复杂难闻的气味。是劣质烟草的辛辣，是墙角霉菌的腐臭，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馊味。
屋子中央，一边桌腿下垫着块砖头的方桌上，摆着两只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清汤寡水的米粥，清澈得几乎能照出人影，零星几粒米花在碗底无力地沉浮。旁边一小碗黑乎乎的咸菜，就是今晚唯一的下饭菜。
他“呼噜呼噜”地扒拉着碗里清可见底的米粥，几根蔫了吧唧的咸菜被他嚼得嘎吱作响。那张坑坑洼洼的脸上，写满了对食物最原始的渴望。
坐在他对面的汪大伟，却没什么胃口。
他用筷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戳着碗里的咸菜，思绪早已飘远。
曾几何时，他汪大伟在十八间也算是个体面人。
家里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可父亲在码头上是个小工头，母亲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总能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从小到大，不说顿顿有荤腥，但肚子是从来没饿过的。
那时候，棚户区里的小孩哪个不是跟在他屁股后面？
他汪大伟，就是十八间当之无愧的孩子王！
一声吆喝，哪个小子敢不听话？谁家藏了好吃的，第一个孝敬的就得是他。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里就像中了邪，走了天大的霉运。
先是父亲在码头上冲撞了领导，工头的位置自然没了。
自己也跟着遭了殃，睡觉的时候不仅床塌了，早上出门脚还被铁钉扎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
家里的砖瓦房竟然莫名其妙地塌了，父母攒了多年的积蓄，藏在床板下的一个铁盒子里，一家人在废墟里找了两天两夜，愣是没找到。
钱没了，房子塌了，父亲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家里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了安宁。
争吵，无休止的争吵。
父亲埋怨母亲没看好钱，是个败家娘们。
母亲哭喊着说是父亲在外头找女人了，拿家里的事当借口。
锅碗瓢盆的碎裂声，女人的哭打声，男人的咒骂声，成了他对父母最后的记忆。
终于，在一次激烈的争吵后，母亲带着十二岁的弟弟汪大宝，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颓废了几天，决定带他回苏北老家。
“回乡下？回去种地？”
汪大伟怎么可能愿意。
他是在上海长大的，见识过南京路的繁华，吃过大白兔奶糖，他绝不愿意回到那个只在父亲口中出现过的、贫穷落后的乡下。
他和父亲大吵一架，跑了出去，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没有了家，他就在社会上混。
凭着一股子狠劲和不怕死的冲动，倒也勉强能活下去。他也在码头上找了份临工，每天累得像条死狗，但至少能住宿舍，吃食堂。
可两年前，那次改变他一生的斗殴，彻底将他打入了深渊……
汪大伟叹了口气，将筷子重重地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
对面埋头“呼噜”的吴癞子动作一顿，抬起头，含糊不清地问：“怎么了？不合胃口？”
汪大伟没说话，只是死死盯着碗里那几粒可怜的米花。
胃口？
他现在满肚子都是火，哪还有什么胃口。
这股火，从今天下午在李老三的赌档里就憋着了。
上回从那大宅子里摸出来的东西，光是白花花的大米和富强粉就有大半袋，还有几条鱼干，更别提那口崭新的大铁锅。
按汪大伟的想法，省着点吃，足够他们俩舒舒服服吃上一个多月。
可吴癞子是什么人？
他就是个有钱就烧，有粮就卖的货色。
今天一大早，吴癞子就只留下了一小袋米和一点面粉，把剩下的大部分，连同那口从宅子里顺出来的大铁锅，一起拉到黑市上卖了。
一共换回来十五块钱。
汪大伟本来还挺高兴，十五块钱，够他们吃好几顿肉了。
谁知道吴癞子拿到钱，腰杆立刻就硬了。
中午，他拉着汪大伟先去国营饭店，叫了一斤散装白酒，两个炒菜，花掉了三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