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脚尖轻轻碾过地上一块松动的粉笔头，粉笔屑混着灰尘，在光束中短暂地飞扬。
他想起自己刚来时，这座大殿还叫皇极殿，地上铺的金砖能映出人影。
那时候，别说在地上画画，就是多走一步，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可现在，这里成了全京城最大的涂鸦墙。
陈默沿着墙根，一步步走得很慢。
他的靴底踩在那些纵横交错的棋盘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他看见一个用朱砂笔画出的“潜龙出渊”局，旁边还有歪歪扭扭的批注，显然是哪个崇拜者留下的墨宝。
他也看见一个简单的“双车错”，只用了几颗石子，却被另一只顽皮的脚踢得七零八落。
他甚至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盘用瓜子壳和花生皮摆出来的残局，旁边还有一小滩干涸的水渍，大概是谁下得太激动，把茶水都打翻了。
一切都乱糟糟的，毫无章法，却又透着一股子鲜活气。
风从殿外吹进来，卷起地上的灰尘和碎纸屑。
一张被撕掉一角的告示被吹到他脚边，上面用粗陋的字体写着什麽“鸡毛蒜皮”的争端。
陈默弯腰捡起，看了一眼，笑了笑，随手将它塞进了袖子里。
这艘船，好像真的不需要他了。
他转身，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喧闹的废墟，像个多余的幽灵。
秋去冬来，又是一年春好。
北地边陲的一座小镇，镇名叫“忘归”。
据说当年打仗，有兵卒在此地安家，便忘了归乡。
镇子不大，街上跑着的土狗比人都多。
陈默信步走进来时，正赶上镇子里难得的热闹。
街角，一处本该是镇民议事评理的地方，那块写着“公说理处”的半人高石台，却积了一层薄薄的灰。
旁边墙上贴着的告示，被风雨侵蚀得卷了边，字迹模糊不清。
石台下，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老农蹲在地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烟雾缭绕，看不清表情。
他旁边也蹲着几个汉子，一个个愁眉苦脸。
“唉……”老农把烟杆在鞋底上磕了磕，吐出最後一口浊气，“以前吵个架，还能上这台子找个说法。现在倒好，谁都说了不算，反倒没人管了。”
另一个汉子接过话头，满嘴的苦涩：“可不是嘛！我家那头牛上个月踩了邻居三根苗，屁大点事，愣是拖到现在。今天找里正，里正说这事得问村老；明天找村老，村老又说得大家伙一起商量。可谁来牵这个头呢？一拖就拖到了现在。”
陈默在一旁的茶摊坐下，叫了一碗粗茶。
他没插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他在这镇子里待了几天，大概摸清了情况。
自从没了官府的强制力，镇上大大小小的纠纷，全靠乡亲们自发协调。
可人性本就如此，涉及到自家利益，谁都想往後缩。
结果就是，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他没想过要重建一套什麽官僚体制。那样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点。
第七天清晨，天还没亮透。
陈默独自一人来到那座积灰的石台前。
他从袖中摸出一把小巧的刻刀，在石台不起眼的右下角，不紧不慢地凿出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
孔洞不深，刚好能塞进一支竹筒。
他找来一截空心竹，削得光滑，塞进孔中。
最後，又用炭笔在竹筒旁，写下五个字。
“今日谁来听？”
做完这一切，他便像个没事人一样，转身钻进了晨雾里。
第二天，镇上的老塾师背着手，溜达着路过石台。
他一眼就瞧见了那个新增的竹筒和旁边的字。
老头子好奇心重，凑过去拔出竹筒，倒了倒。
一张小纸条掉了出来。
纸条上只有一行字，字迹稚嫩，还带着泪痕晕开的墨点：“我儿被打了，我不敢说。”
老塾师捏着纸条，愣在原地，晨风吹得他花白的胡须微微颤抖。
他叹了口气，没走，搬了个小马扎，就坐在石台边，等了一整天。
第三天，石台边自发聚集的人，变成了三个。
除了老塾师，还有一个退伍的老兵和一个死了男人的寡妇。
他们轮流守着，谁有委屈，就把写好的纸条塞进竹筒。
他们再拿出来，一桩桩，一件件，记在一个破本子上。
半个月後，这个小镇悄然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每天都会有一个人自发地坐在石台下，成为那一日的“听事人”。
他们不领朝廷半文钱的俸禄，也没有任何权力，唯一的凭仗，就是街坊邻居的信任。
谁家要是觉得今天的“听事人”不公道，明天就没人再把纸条投进他的竹筒。
这一天，陈默背着行囊，悄悄离开了“忘归镇”。
他回头望了一眼，那个石台周围，已经围了不少人，争吵声、劝慰声混杂在一起，比他刚来时热闹多了。
他笑了笑，原来有时候，人缺的不是一个青天大老爷。
而是一个愿意坐下来，听他说话的耳朵。
与此同时，一封加急密报被送到了苏清漪的案头。
信来自三州交界处。
那里一条大河贯穿三地，往年皆由官府统一调度民夫修筑堤坝。
如今官府放手，汛期将至，三州百姓却为了谁先出人、谁多出工而吵得不可开交。
“凭啥我们先上？去年淹的就是他们那边！”
“我们村去年交的粮最多，要出也该你们出！”
互相推诿，没人愿意先动一步。
苏清漪看着密报，眉头紧锁。
她没有下达任何命令，只是找来了工部最好的画师。
她让画师将过去三十年里，每一次洪水淹没的范围，都用血红的颜色，标注在一张巨大的地图上。
那红色犬牙交错，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铺满了三州的土地。
地图绘成後，被快马送往三州最大的集市张贴。
巨图之下，只附了一行墨迹淋漓的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