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眷，约占了驻军总数的三成，她们默默承担着缝补、炊爨等诸多繁重杂役，是这台战争机器不可或缺的、温情的润滑剂，也是维系军心稳定的重要基石。
穿过营区，视野豁然开朗，映入眼帘的是大片大片阡陌纵横的屯垦田地。引来的居延海水，通过粗糙挖掘、亟待修整的土石沟渠，艰难地滋养着田中那些略显稀疏、却依旧顽强挺立的粟、麦幼苗。时值初夏，正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时节。
约有三百到五百户屯民在此躬身劳作，他们多是内地流放的罪囚、躲避战乱的逃户，或是被迫归附、寻求安生的突厥牧民，在“营田使”那近乎严酷的军事化管理下，如同沉默的牲口，年复一年地垦荒、播种、收获。产出粮食的六成以上，有时甚至更多，都要上缴充作军粮，他们自身的生活则清苦异常。
面容被风沙与烈日雕刻得如同脚下干裂的土地，眼神里混杂着逆来顺受的麻木与挣扎求存的坚韧。他们几乎是无声地侍弄着这些维系着边塞存亡的庄稼，身影与这片苍凉的大地几乎融为一体。
再往城中心走，喧嚣声便如潮水般扑面而来，带着牲畜的膻气、香料的异香、汗味与尘土混合的浓烈气息。这里是商业与流动人口汇聚的漩涡，也是同城最具活力的心脏地带。
粟特商人的身影在这里格外醒目。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纹饰精美的窄袖胡服，高鼻深目，操着带有浓重口音的官话，在临时搭建的棚铺或相对固定的“逆旅”（客栈）前，高声叫卖着从中原千里迢迢运来的丝绸、瓷器、茶叶，同时也用鹰隼般精明的眼光，打量着、收购着来自漠北草原的优质皮毛、矫健良马。
那个绰号“老羊皮”的康必谦，其庞大的商业网络，想必便是从这般景象中发端。此外，还能看到一些面色黧黑、穿着厚重皮袍的突厥人，或梳着繁复发辫、眼神警惕的党项人，牵着膘肥体壮的马匹，用掺杂着戒备与需求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市集上摆放的铁锅、盐块、布匹和粮食。语言各异，货币混杂，信任与欺诈并存，构成了一幅生动的边贸画卷。
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从一旁的作坊里持续不断地传出，赤膊的工匠们古铜色的脊背上汗水淋漓，正在熊熊炉火前，挥动铁锤，打造着维系边防的横刀箭簇、保障骑行的马具，以及农耕不可或缺的犁铧锄头。
制陶的窑口冒着滚滚青烟，烧制着军民日常所需、造型粗犷的碗罐盆瓮；甚至有军中医官或因故流落至此的郎中，开设了简易的诊坊，门口挂着块歪歪扭扭写着“妙手回春”的木牌，等待着病患；也有精明的粟特人，开办了教授胡语与经商之道的私塾，里面传出孩童咿咿呀呀、模仿异域腔调的念诵声。
偶尔，还能看到一两个身着黑袍、神情肃穆的景教徒，或者光头缁衣、手持念珠的僧尼匆匆走过，他们在此传播着各自天差地别的信仰，也为这精神匮乏的混杂人群，提供着些许心灵的慰藉与廉价的医疗服务。
陈子昂默默心算，这座城池及其周边依存的卫星屯堡、烽燧，眼下容纳的总人口，约在三到四万之间。驻军及其家属约占四成，屯田人口占了近半，商民、工匠、僧道等流动与常住人口占据剩余部分。
整个城池的格局，显然经过前代能吏的规划，虽远比不上内地州县的繁华精致，屋舍也多显低矮粗陋，但功能区域划分明确，道路骨架清晰，秩序在粗放中自有其运行章法，隐隐承袭着汉代曾在此地聚集十万军民、雄视塞外的浑厚骨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