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Leslie，帮我拉着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