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