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起四月二十日，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小放映室里。
银幕上，周师傅用粉笔，在楠木板边缘写下“永宁镇”三个字。
“不后悔。”他说。
成荫把烟收进烟盒，烟盒揣回中山装。
“那就行。”
露台的门又开了。
这次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翻译，不是侍者。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穿着一件在威尼斯地摊买的薄毛衣。
深灰色，领口有点起球。
他站在门边，没立刻走过来。
谢晋转身看着他。
隔着五米距离，隔着八个小时时差。
隔着1949到1981这三十二年，隔着金狮奖杯底座那道反光。
赵鑫走过来。
他没有祝贺，没有寒暄。
他走到谢晋面前，站定。
“谢导，”他说，“信收到了吗？”
谢晋没回答。
他把手伸进中山装内袋，摸出那封1979年12月20日写的、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泛黄，边角磨毛。
没贴邮票，没写地址。
收信人一栏只有两个字。
“阿母”。
赵鑫看着那封信。
“您不是让我存着吗？”
谢晋把信放回内袋。
“等土壤准备好了，你再替我存。”
赵鑫没问等多久。
他从毛衣内袋里掏出另一封信，白信封，没封口。
“谢导，威尼斯之前，新加坡陈参赞来电话。”
他把信封放在石栏上，搁在金狮旁边。
“李光耀先生问，《家的生物学》愿不愿意去新加坡放。”
谢晋没接，也没看。
“放一场还是放一周？”
“不是一场，不是一周。”
赵鑫说，“是进国家博物馆的常设放映厅，和1965年建国档案并排陈列。片名不叫《家的生物学》，他们翻译为另一个名字：《哺乳者的历程》。”
成荫的烟，悬在半空。
凌子风把空杯子握紧。
谢晋看着石栏上那个白信封。
“条件呢？”
“条件是，”
赵鑫顿了顿，“谢晋导演本人，每年要去新加坡做一次大师班，连续五年。机票食宿他们出，讲课费没有。”
“为什么没有？”
“李先生说，给您讲课费，是对母亲的不尊重。”
谢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把那个白信封收进中山装内袋。
“我今年六十三了。”
“李先生六十一。”
赵鑫说，“他说，他们这代人还活着，有些话得当面讲。等这代人走了，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谢晋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冬天，在北京电影学院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
成荫把《家庙》的油印本，推到他面前。
“老谢，这个本子你怎么看？”
“我用眼睛看。”
“敢拍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那时候不知道答案。
现在他知道了。
“八月二十号，”他说，“钱到上影厂的账。”
“八月二十一号，我打电话给周师傅。”
“周师傅？”
“北京西单，修表店的。周永和。他父亲1942年死在槟城，牌位背面刻了十六个名字。”
谢晋顿了顿。
“我问他愿不愿意出镜。他说愿意。”
“我又问他，您父亲叫什么？”
“他说，周永泰。1942年死在槟城。没回来过。”
“我再问他，您恨不恨？”
周师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说：
“谢导演，我已年过半百，今年五十四岁。恨一个人恨三十九年，太累了。我现在只想让他知道，永宁镇还在。虽然我回不去，但镇子还在。”
谢晋把资助函叠好。
收回内袋。
和金狮并排放着。
“我想让那块牌位，被看见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