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头看了一眼，整个体育馆里，几百个医生都在做同样的事——低头看资料，写意见，然后放进YES或NO的筐子里。
没有人说话。
只有翻纸的声音，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偶尔有人站起来活动筋骨时椅子发出的吱呀声。
这是个地狱。
每一份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的病情、一个人的绝望——然后你要决定，他有没有资格获得希望。
太残忍了。
他以前在安德森，也参与过临床试验的筛选。
但那是在办公室，一份一份地看，一天看个十份八份，看完还能喝杯咖啡，跟同事聊聊周末的安排。
不是这样，不是几百个人同时开工，不是几百份病历堆在面前，不是每分每秒都有人推着推车送来新的资料。
他看着前边的那个夏国医生，那人的手就没停过。
翻开，看，写意见，放筐。
翻开，看，写意见，放筐。
动作快得像是机器，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有冷漠和麻木。
他打了一个冷颤，不敢再看，他怕最后自己也麻木。
这份是肺癌，晚期，EGFR突变，用过靶向药，耐药了。
化疗也用过，无进展。
体能状态还可以，肝肾功能基本正常。
符合，然后放进了YES的筐子里。
这是今天上午第几个YES，他忘记了
志愿者上前，收起他的YES，然后送到台上几个老人的旁边。
他们也在决定别人的生死。
杰森的目光追着那份资料，看着它被放进一个透明的文件盒里，和其他YES混在一起，然后被送到台上。
那几个老人围坐在长桌旁，每人面前也堆着一摞资料。
他们翻得很慢，每一份都要看好几遍，偶尔低声交流几句，偶尔在纸上写几个字。
杰森不认识他们，但从他们胸前的名牌和周围人恭敬的态度来看，应该是夏国医学界的老前辈。
有几个头发全白了，坐在那里背却挺得笔直。
他们在做最后的决定。
杰森收回视线，低头继续看下一份。
他知道自己写的YES只是一个建议，最终能不能入组，要看台上那些老人怎么定。
他见过太多类似的场景——在美国，在安德森，在多学科会诊的会议室里，一群教授围坐在一起，争论一个患者的治疗方案。
但那是治疗，这是临床试验，是生死一线的选择。
不一样。
他翻到一份资料，患者年龄六十七岁，肝癌，巨块型，门静脉癌栓，肺转移。
标准治疗全部失败，体能状态评分勉强及格。
他在意见栏里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写了“边缘，建议慎重考虑”，然后放进了YES的筐子里。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者。
但杰森觉得，如果不给他机会，他可能等不到下一次。
而这样的人很多。
……………
体育馆外，程煜拿着刚买的包子和水，分了一份给坐在旁边的阿平哥。
阿平哥是他排队时认识的，后来又多次遇到，他就约他结伴同行，人多可以共享消息。
阿平接过包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谢谢哈。这天真的太热了，而且太干。”
程煜点点头，咬了一口包子，目光落在体育馆门口。
那里拉起了警戒线，几十个保安站成一排，把试图靠近的人群拦在外面。
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拎着行李，有人蹲在路边，脸上全是焦虑和期待。
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老人，铺了张报纸坐在花坛边，旁边放着两个大编织袋，看样子是打算在这儿过夜。
一个年轻男人站在警戒线外，踮着脚往里面张望，脖子伸得老长，像是这样就能看到什么。
还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一个人坐在树荫下，低着头，手里攥着一串佛珠，嘴唇不停地动着。
人生百态，都是地狱。
程煜收回视线，咬了一口包子，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阿平哥在旁边吃着，也不说话了。
那些被拦在外面的人。
他们有的来自附近的城市，坐了几个小时的大巴。
有的从更远的地方来，坐了火车，甚至飞机。
他们带着病历，带着CT片子，带着最后的希望，来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