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的晨曦铺满大地，潘浒站在营地边缘，与秦良玉、秦翼明作别。
白杆兵拔营西进，赶赴京师，尔后与后续的白杆兵主力部队会师。如无意外，直到建奴退走，秦良玉以及白杆兵的主力都将会一直留在京师。
潘浒目送秦良玉在一队亲卫的拱卫下，策马飞驰远去，直到那一行身影消失在官道尽头。他收回目光，戴好黑色毛呢烟墩帽，大声说道：“传令，部队向南开拔，目标香河。”
说罢，他便翻身上马。
“喏！”一旁站着的身背步话机的通信兵大声应道，然后拿起送话器，一字不差地将老爷的军令传达下去。
“各部都有，准备出发！”
早已列队完毕的登莱团练军，如同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猛兽，“轰”的一声，数千人如同一人，身姿挺拔、腰杆挺直。
在近卫的拱卫下，潘浒策马从队伍旁掠过。
队伍前端，那面熟悉的蓝底烫金日月旗高高竖起，军旗队率先迈步行进。旋即，嘹亮的军令迅速响起：“全体注意，齐步走！”
夸、夸、夸——前面队伍行进时的脚步声，后面队伍原地踏步的脚步声，如同旱地惊雷，轰隆隆作响。
步、炮、骑以及辎重运输部队，延绵数里，如同一条长龙。
先后与建奴两次交战，对于登莱团练来说，收获的不仅仅是斩获多少真奴首级，缴获多少粮食财物，更重要的是整支部队得到了锤炼，精神面貌越发不一样。换而言之，这支部队与后世那支PLA相比，似乎又多了几分神似。
途经通州时，城里的杨总兵闻讯出城赶来，委婉地表达，城里那几位老爷都希望潘老爷能留在通州城。为何如此？无他，这些老爷都怕死。潘老爷的部队太能打，他们希望能留下潘老爷的部队，自己那条精贵的小命也就有了保障。
潘老爷自然是婉言谢绝，理由很简单：队伍得去接应运送补给的后勤运输队。杨总兵虽面露失望，却也不好强留，只得拱手作别。
快到香河县城的时候，部队停下了——前方竟然出现了一番锣鼓喧天的热闹场面。原来是香河县的士绅父老迎接登莱团练，为首的便是香河县的父母官。
无奈之下，潘浒只得上前，一番自谦：某不过一介白丁，如何能让香河父母官和一众父老屈尊相迎。
相貌堂堂的知县老爷任光裕微笑道：“吾乃知香河县任光裕。通州城外一战，我香河百姓人人皆知。若无潘团练使所部，通州难保，我香河恐怕也是难以幸免。”
潘浒面带微笑地说：“任知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任知县倒也干脆：“建奴铁骑来犯，香河父老一日三惊。如今贵部前来香河，不妨就在香河住下，但有所需，都好商量。”
闻言，潘浒心里明白了。其实就是县老爷以及县城里的士绅老爷们怕死，正好来了登莱团练这么一支能打的部队，就想着让登莱团练常驻香河县城。说白了，还是大明官军无能，建奴游骑越发张狂，数十人的小股部队就敢四处劫掠。明军早就被打得没了胆气，缩在城墙里不敢出去。
潘老爷一再解释，登莱团练是野战部队，自然不能去驻守城墙。
任知县面上笑意不减，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他原想着，若能请动这支强军入城驻扎，不但县城固若金汤，自己这个知县也能睡个安稳觉。可惜，这位潘团练似乎另有打算。他斟酌着言辞，又道：“潘团练有所不知，香河虽是小县，但民风淳朴，百姓……”
潘浒态度坚决地表示，部队必须驻于城外，否则只得前往天津。
任知县听他语气，知道此事再无转圜余地，只得作罢。他吩咐随从将事先准备好的几头猪和十几只羊送到营地，又客气地寒暄了几句，便带着一众士绅回了城内。
潘浒望着那一行人远去的背影，微微摇头。他知道，在这些地方官眼里，他这支民团不过是个能打的“工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可他偏不让他们如愿。
随后，登莱团练在县城外西北二三里处安营下寨。
此时已是黄昏，夕阳西斜，给营地镀上一层金边。战士们忙着搭建帐篷、挖掘壕沟、布置哨位，一切有条不紊。潘浒站在营地边缘，望着远处的香河县城，又望向更北的方向。
他的心情是矛盾的。
建奴在北直隶犯下的累累罪行，他亲眼见过，那些被屠戮的村庄，那些被掳掠的百姓，那些惨死的妇孺……每每想起，他都恨不得将登莱团练主力统统调来，与建奴大军决一死战，进而率部杀入辽东，将建奴赶尽杀绝。
可他更清楚，即便此刻倾尽全力击退建奴，最终的受益者也不会是浴血奋战的将士，更不会是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那些躲在城里的文官士绅，自会粉饰太平，将功劳归于“皇上圣明，诸臣用命”。登莱团练这支“民团”，不过是在他们的功劳簿上添一笔无关紧要的注脚罢了。
秦宣抚说他是个“傻子”，他认了。可这天下，若没有几个傻子撑着，早该塌了。
他自嘲地笑了笑，转身朝大帐走去。夕阳在他身后投下长长的影子，那影子落在地上，像是一条不肯屈折的脊梁。
——
殿内虽然燃着炭盆，但那股寒意似乎从四面八方渗透进来，沁入骨髓。
龙椅上的朱由检，面沉如水地看着丹陛下如同市井般争吵的众臣。
建奴铁蹄在京畿纵横，城池接连告破，百姓惨遭荼毒，而这些饱读诗书的“众正”们，引经据典，唾沫横飞，争论的却仍是些“战守之名义”、“责任之归属”，拿不出半点切实可行的方略。有人引《春秋》之义，言“天子守在四夷”，洋洋洒洒数百言，无非是说建奴之事自古有之，不必大惊小怪。有人搬出祖制，称“京师重地，不可轻动”，声音洪亮，仿佛只要不出兵，京师就自然安全。有人慷慨陈词，指责前方将领“畏敌如虎，丧师辱国”，却绝口不提自己有何良策。一旦深究责任，便齐刷刷跪倒一片，高呼“臣等死罪”，看似请罪，实为施压。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核心无非一个“守”字。满殿朱紫，竟无一人敢言“出击”二字。似乎只要不提，他们骨子里的怯懦与无能，便能被这煌煌朝服所掩盖。
朱由检心中涌起一股难以抑制的厌恶，甚至感到一阵反胃。
自宋以降，文官集团便以儒学为圭臬，宣扬“与士大夫共天下”，到了本朝中晚期，更是与地方豪强缙绅勾连成庞大的利益网络，不断试图限制君权，将朝堂变成了党同伐异的修罗场。他扳倒了魏忠贤，却发现自己亲手扶植的“清流”，早已是尾大不掉。
他的帝王心术或许合格，但操持这艘千疮百孔的帝国巨舰，光有权衡显然不够。有时他甚至觉得，自己那位被诟病为“木匠皇帝”的兄长，在位时辽东局势反倒更稳些……当然，他知道，大明的顽疾，早在洪武年间便已埋下，卫所崩坏，文官坐大，武勋腐朽……这一切，又岂能全然归咎于他朱由检？
只是，看着眼前这对外敌无能、对内斗热衷的场面，他感到了深深的无力与失望。
周延儒站在班列之首，面色沉稳，一言不发。他深知这个时候多说多错，不如静观其变。偶尔有人向他投来求助的目光，他便微微摇头，示意不可轻动。他心里盘算着，无论如何，只要把“守”字坚持住，就算将来建奴退了，也是他“持重稳妥”之功。至于百姓的死活，那算得了什么？只要乌纱帽还在，什么都不重要。
日光渐渐升高，透过窗棂照进来的光影缓缓移动，从东侧的柱子移到殿中央。朝堂上的争吵却毫无停歇之意，反而愈演愈烈。有几位言官已经开始互相攻讦，指责对方当初主战是“误国”，主守是“怯懦”。朱由检的眉头越皱越紧，手指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着，那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却透露出他内心的焦躁。
就在这时——
“皇爷！捷报、捷报啊……”
一声因极度惊喜而略显尖利、甚至有些失态的呼喊，打破了朝堂上令人窒息的循环。
一名当值太监高举着一份火漆密封的急报，一路小跑入殿，激动得忘了礼仪。他的帽子歪了，袍角飞扬，完全不顾什么规矩体统。那急切的模样，像是身后有恶鬼追赶，又像是前方有至宝等待。
刚才还吵得不可开交的满殿文武，如同被扼住了喉咙，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带着惊疑、期待、乃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齐刷刷地聚焦在那名太监手中的急报上。有人张着嘴，话说到一半噎了回去；有人保持着指指点点的姿势，僵在那里；有人正欲起身反驳，半蹲着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朱由检眉头一皱，正要斥责其失仪，侍立一旁的掌印太监曹化淳已快步走下丹陛。他正欲低声呵斥，那太监却咕咚一声跪在地上，高高举起急报，声音带着激动的颤音：“皇爷，石柱宣抚使秦良玉六百里急报……石门大捷！”
曹化淳身子猛地一震，他是皇帝的心腹，深知自家皇爷这些日子是如何的寝食难安，内心承受着何等的煎熬。那些夜里，他伺候在侧，亲眼见过皇帝对着地图发呆到三更，亲耳听过皇帝梦中的叹息。他一把夺过急报，顾不得仪态，拎着袍角疾步回到御前，躬身呈上，声音压得虽低，却难掩激动：“陛下！石柱宣抚使秦良玉，上奏报捷！”
朱由检深吸一口气，稳定了一下微微颤抖的手指，拆开火漆，快速浏览起来。
“……臣率部赶至时，潘浒所部正追击东虏残部……此战，东虏一个甲喇几近全军覆没……此战，共斩获东虏真奴首级九百五十六颗，生擒一百三十七人，缴获铠甲、马匹、旗仗无算……臣，石柱宣抚使秦良玉，谨奏。”
奏报上的文字，朴实无华，甚至没有过多的渲染，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道惊雷，炸响在朱由检的心头。
他猛地抬起头，原本晦暗疲惫的双眼，此刻迸发出灼人的光彩，拿着奏报的手因用力而指节发白。他环视下方鸦雀无声的群臣，胸膛剧烈起伏着，最终，用一种混合着巨大释然、狂喜与扬眉吐气的声音，一字一顿地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