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北京的时候，天还没亮透。
何雨柱从车上下来，站台上的灯还亮著，昏黄的光照在那些扛著大包小包的人身上，影子拖得老长。空气里有股煤烟味，混著早点摊的葱花味，闻著踏实。杨小炳跟在后面，手里拎著那个帆布包，里头装著帐册和从广州带回来的那些东西。老鲁走在最后头，一声不吭，踩著自己的影子。
出站口站著一个人，穿著旧军大衣，领子竖起来，脸被风吹得发红。是老孙。他手里夹著根烟，菸灰积了老长一截，没弹。脚底下踩灭了三四个菸头，歪歪扭扭地散著。看见何雨柱，他没说话，把菸头扔在地上踩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
何雨柱走过去，在他面前停了一下。两人对视了一秒。老孙的眼神里有话，但没说出来。何雨柱也没问，弯腰上车。老孙坐进副驾驶，把车窗摇下来一半，冷风灌进来，带著清晨的潮气。
“那个名字，查过了。”老孙的声音不高，像是在说一件不太想说的事。
何雨柱没接话。
“老刘。后勤处，管仓库。”老孙顿了顿，“在研究院干了十年。”
他侧过头看了何雨柱一眼，又补了一句：“你认识。”
何雨柱认识。全院的人都认识老刘。五十出头，矮，胖，走路慢吞吞的，见了谁都是笑眯眯的。每次去库房领东西，他都在那儿，拿著个本子，一笔一划地记。字写得不好看，但很认真。过年的时候，他还给何念华做过一个木头的小马，刷了红漆，挺像那么回事。
“人呢”何雨柱问。
“在。”老孙说，“没跑。”
这两个字说完，他又看了何雨柱一眼。吉普车拐进胡同，天边开始泛白，灰濛濛的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车停在研究院后门，老孙下车，把门推开。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个早起的工人在扫地，扫帚刷拉刷拉的，一下一下的，像是在磨什么东西。
何雨柱下了车，站在院子里。经过库房的时候，他停了一下。门关著，锁得好好的。他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双手套，没拿出来。站了三秒，继续往前走。
老刘的宿舍在后院，一间小平房，门朝北，窗户小，屋里光线很暗。门口站著保卫科的人，看见何雨柱，往旁边让了让。门是旧的，漆皮掉了大半，把手磨得发亮，被人摸了不知道多少年。何雨柱的手在门把上停了一下，才推开。
一股老人味混著烟味扑面而来。老刘坐在床上，低著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毛了，领口那一圈已经起球。听见门响，他抬起头，看见何雨柱，愣了一下，然后站起来。
他站起来的动作很慢，像是膝盖疼，手撑著床沿，一点一点直起腰。那张脸上的肉都垮下来了，眼睛红红的，肿著，不知道哭了多久。
“何处长……”他开口，声音沙哑，像嗓子眼里塞了团棉花，堵著，透不过气。
何雨柱没说话，在他对面坐下。老刘站在那儿，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攥著衣角，一会儿插进兜里，又抽出来。何雨柱指了指床沿，他坐下来，又站起来，又坐下。床板吱呀响了一声。
屋里安静了很久。久到能听见外头扫地的声音，刷拉刷拉，一下一下的。老刘的手在膝盖上搓著，搓得指节发白。
“何处长……”他又开口，声音比刚才更低。
何雨柱等著他说下去。老刘又沉默了。他抬起头，看了何雨柱一眼，又低下去。来回好几次，像是在掂量什么，又像是在攒什么勇气。
“我儿子……”他说了这三个字，停了。嘴唇在抖，上下嘴唇碰在一起，发出很轻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碎。
何雨柱没动，也没催。
老刘深吸一口气，像是把什么东西从胸口里硬拽出来。那口气吸得很长，长得让人担心他会不会背过去。
“三年前，有人找上我。”他的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乎是自言自语。“说我儿子在他们手里。他们寄了照片来，我儿子被绑著，脸上全是伤。”
他的手攥成拳头，攥了一会儿，又鬆开。
“我怕。何处长，我怕。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何雨柱看著他的后脑勺。花白的头髮，乱蓬蓬的，好几天没洗了。他想起那年过年，老刘来家里送小木马，站在门口，搓著手，说“给孩子的，不值钱”。那匹马刷了红漆，马尾巴翘起来，何念华抱著不肯撒手。
“他们让我把院里谁进谁出记下来，隔段时间交给一个人。”老刘的声音闷闷的，“我没见过那个人，每次都是放在火车站寄存处。放完就走。”
他抬起头，看著何雨柱，眼睛里全是血丝，眼白都红了。
“何处长，我不知道他们是满遗的人。后来知道了，已经脱不了身了。”
何雨柱沉默著。屋里又安静下来，能听见老刘的呼吸声，很重，像拉著一个破风箱。
“你儿子呢”
老刘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何雨柱会问这个。
“去年放回来了。他们说……我干得不错，把人放了。”他低下头，声音更低了，“我儿子什么都不记得。说是喝了什么药，那段时间的事全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