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最具深远意义的成果，是联合国的创立。美、英、苏、法、华夏被确立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重大国际事务的话语权。费尔多看到这一决议时，难得露出欣慰神色。在奥斯维辛的惨状后，他更渴望一个能维护全球和平的机制，“空军能赢得战场胜利，却无法维系长期和平，联合国正是这样的平台。”他立即指示空军联络部门，配合美国政府参与联合国军事委员会的筹备工作。
作为纯粹的军人，费尔多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军事为外交服务”的内涵。当得知苏联在美英代表团下榻的宫殿安装窃听器，全程监听谈话时；他既愤怒又无奈——盟友间的信任竟如此脆弱。
“这就是未来的博弈常态。”他在日记中写道。面对苏联在东欧与远东的强势扩张，他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团结与战略协同至关重要，而自己掌控的美国空军，将成为美国在未来博弈中的核心筹码。
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成为会议的隐性变量。重病缠身的他难以与斯大林针锋相对，在多项条款上做出妥协，让苏联成为外界眼中的“最大赢家”。
费尔多从白宫传来的密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愈发感到责任重大。他开始调整空军战略部署，将部分B-29轰炸机调往西欧与远东的关键基地，“军事力量的存在，能为外交谈判提供最坚实的支撑。”他深知，美国要在战后全球格局中占据主导，既需外交智慧，更需强大的军事实力背书。
雅尔塔会议落幕时，费尔多正在规划德国的最后空袭行动。他看着会议决议与空军作战计划，清晰地认识到：战争的终点不是军事停火，而是新秩序的建立。未来的竞争不再是战场厮杀，而是外交、经济、科技与军事的综合较量。
当他得知“雅尔塔密约”侵犯华夏权益后，特意让参谋整理华夏战场的空军支援记录；希望能在后续的军方协调中，为华夏争取更多合理权益。
冷战的阴影已在雅尔塔的决议中悄然浮现。费尔多站在巴黎空军指挥部的窗前，看着编队起飞的战机，心中已有了清晰的方向：引领美国空军发展壮大，以强大的空中力量保障美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