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特工分批向土耳其渗透的同时，一场根植于数百年历史积怨的博弈，正悄然为这场冷战情报战加码。沙俄、苏联与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邻邦互动，而是一部贯穿数百年、交织着地缘博弈、宗教冲突与通道争夺的复杂史诗，其核心主线始终未变——沙俄及后来的苏联，为突破内陆桎梏、获取温暖出海口、扩张区域影响力，与掌控黑海海峡及巴尔干要地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共和国展开了无休止的长期对抗。
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锋，几乎全程笼罩在战争与激烈对峙的阴影下。对沙俄而言，作为典型的内陆大国，通往地中海的温暖出海口是其历代统治者的执念，而奥斯曼帝国牢牢掌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两道咽喉，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战略纵深，恰好成为其南下扩张的最大障碍。
更添矛盾的是，沙俄自诩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正统继承者，扛起“第三罗马”的旗帜，怀揣着宗教与政治上的复兴抱负，这份姿态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尖锐的文明对立，让双方的冲突更添一层不可调和的底色。
从17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两个帝国先后爆发了十次大规模战争，平均每二十年便兵戎相见一次，战火反复灼烧着黑海沿岸、高加索地区与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沙俄凭借持续的军事施压，逐步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攫取了大片战略要地：克里米亚半岛、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大部，以及黑海北岸的广阔疆域，一步步夯实了南下的根基。
除了直接的领土扩张，沙俄还深谙“以乱制乱”之道，以“保护东正教徒”为借口，暗中扶持巴尔干半岛上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斯拉夫民族，助力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独立运动。其核心目的，便是瓦解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根基，顺势将自身影响力渗透至巴尔干腹地。1877至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保加利亚等国相继获得自治或独立，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统治彻底崩塌，沦为沙俄扩张的牺牲品。
即便沙俄多次凭借军事优势兵临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城下，却始终未能将这座战略名城纳入版图。其扩张野心屡屡遭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列强的联手遏制。1853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联军直接出兵介入，迫使沙俄撤军，彻底击碎了其染指地中海的企图，也让这场持续百年的扩张之路充满了反复与挫败。
十月革命后，苏联继承了沙俄对土耳其的核心地缘诉求，却让两国关系走出了一条跌宕起伏的曲线，从短暂的合作蜜月，逐步滑向冷战的全面对峙。苏俄政权建立初期，与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意外找到了利益共同点。
双方均面临协约国的干涉威胁，迫切需要盟友支撑。1921年，《莫斯科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两国关系的“蜜月期”，苏俄正式承认土耳其民族政府，更在军事装备、经济援助上给予全力支持，成为土耳其赢得独立战争的重要后盾。
二战期间；土耳其选择中立立场，苏土两国维持着表面平稳的外交关系，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却也始终保持着警惕的距离。这种脆弱的平衡，在二战结束后迅速被打破：苏联试图重拾沙俄遗志，向土耳其提出修改《蒙特勒海峡公约》，要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并强迫土耳其签订苏土同盟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