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来诗社送新印的诗集时，晨雾还未散尽，巷口的桂花树浸在乳白的雾里，只闻得见甜香，看不清轮廓。他抱着用牛皮纸包好的诗集，纸页边缘还留着印刷时的墨香，脚步轻快地踏上诗社的青石板台阶——这本《风里的诗》收录了一尘的遗作和孩子们的新作，林女士上周还念叨着“等印出来，要在扉页绣朵向日葵”。
推开门的瞬间，浓重的药味混着淡淡的樟木香扑面而来，像冷水浇灭了桂花香里的暖。阿哲心里“咯噔”一下，怀里的诗集差点滑落。客厅里静得反常，《春江图》与《山野诗卷》在晨光里垂着，绢布的褶皱里藏着沉郁的气。林女士正蜷缩在藤椅上，月白色的薄衫滑落半边肩头，露出的锁骨像两弯浅月，脸色苍白如宣纸上未干的墨，连唇瓣都失了血色。绣盒歪在脚边，里面的丝线散了出来，缠成一团紫与黄的乱，那枚母亲留下的银针掉在地上，被晨光映得闪着冷光，像颗失了温度的星。
“林姐！”阿哲心头一紧，快步冲过去，诗集“啪”地掉在地上，纸页散开，露出里面“针脚藏着暖”的句子。他伸手探她的额头，滚烫的温度透过指腹传来，像触到了烧红的烙铁，让他瞬间红了眼眶。林女士缓缓睁开眼，睫毛颤得像风中的蝶，看见是他，嘴角勉强牵出个浅淡的笑，声音轻得像缕烟：“阿哲……诗集来了？”
送医检查的结果，像块被秋雨泡透的巨石，沉甸甸砸在所有人的心上。医生拿着片子，眉头锁成个结，声音低沉得像压着云：“旧疾复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叶了……剩下的日子，别让她累着，好好静养吧。”阿哲拿着诊断书走出诊室，走廊的消毒水味刺得他眼睛发疼，手里的纸像有千斤重，字里行间的“晚期”“保守治疗”，像一把把钝刀，割得人心头发麻。
诗社的地下室，第一次变得这般安静。往日里孩子们读诗的脆响、老人们谈天的絮语、阿哲煮茶的咕嘟声，都被一层无形的纱罩住了，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在潮湿的空气里荡出空落的回音。老周每天天不亮就去市场挑雪梨，选那种皮薄肉嫩的，回来用砂锅炖上冰糖，再放两朵川贝，小火煨着，直到梨肉烂成泥。他用青花瓷的保温桶装着，外面裹层棉布，怕路上凉了伤她的肺，送到病房时，总要先舀一勺试试温度，烫了便吹凉，凉了便再去护士站热一热，像伺候自家亲姐。
诗社的年轻人自发排了值班表，轮流守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张婶的儿子小伟负责打理诗社的花草，每天给薰衣草浇水时，都要对着盆栽说“林老师很快就回来了，你要好好长”；镇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姐接过了整理诗稿的活，把孩子们新寄来的诗分门别类，用红笔轻轻圈出精彩的句子，说“等林老师回来，定要夸这些孩子进步快”。他们默契地不提“病情”“日子”，只在有人问起时，笑着说“林姐就是累着了，歇阵子就好”，仿佛只要说得够真，谎言就能变成真的。
溪头镇的孩子们得知消息，是因为寄去的诗稿迟迟没收到回信。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抱着向日葵干花哭了半宿，说“林老师是不是不喜欢我们的诗了”，后来阿哲打电话过去，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说“林老师在绣一幅很大的画，等绣完了就给你们回信”，电话那头的孩子们才破涕为笑。没过几天，邮局送来个鼓鼓囊囊的木箱，打开一看，里面塞满了向日葵干花，金黄的花瓣虽然发脆，却依旧朝着一个方向，像还在追着太阳。花中间藏着几十封用彩纸写的信，字迹歪扭得可爱，有的纸页上还沾着泥土和泪痕。
“林老师，这是我采的向日葵，我把它们晒成干花，这样就不会谢了，像我们对你的想念一样。”
“林老师，你要快点好起来，我学会了绣蒲公英，等你回来教我绣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