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屋传来阿哲含糊的回应，夹杂着翻动东西的声响，大概是在整理明天要用的义卖物料。一尘应了声，目光又落回策划案上，那片红痕在暖灯下泛着暗暗的光，像片小小的晚霞。他甚至还想伸手去够桌边的笔，指尖已经碰到了冰凉的笔杆，想把没改完的“预留座椅”补全——那些孩子的模样在他脑海里闪着，有的爱笑，有的害羞，有的总低着头，他想让他们在义卖会上，也能舒舒服服地展示自己的手作。
他浑然没察觉那片红痕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像块小小的朱砂，烙在米白的纸上，与周围工整的字迹、清晰的标注格格不入。也没发现自己握着笔的手指，指尖泛着点不正常的白，是连日来没休息好的模样；更没留意鬓角的发丝，已经被不知何时渗出的细汗濡湿，贴在皮肤上，像条极细的线。
桌角的玻璃杯里，温水已经凉透了，杯壁上凝着的水珠顺着杯身滑下来，在桌面上积成一小滩，像颗被遗忘的泪。那是阿哲傍晚时给他倒的，叮嘱他“少喝咖啡，多喝温水”，他当时应着，却一忙就忘了，直到此刻，杯底的桂花都沉了下去，像睡着了的星星。
窗外的月亮悄悄爬上树梢，银辉透过窗缝溜进来，落在策划案的红痕上，给那抹红镀了层冷光。一尘还在低头看策划案，手指在“义演时间”那栏敲了敲，盘算着该把孩子们的诗歌朗诵排在前面，“孩子们早上精神好，声音亮”，他在心里嘀咕着，完全没意识到，那被纸巾压住的鼻腔里，温热还在悄悄蔓延，像条藏在暗处的小溪，随时可能再次漫出来。
他的世界里，此刻只有策划案上的字，只有那些等着义卖会的孩子，只有“全捐山区学校”的承诺，至于鼻尖的血、身体的泪，都像落在纸上的灰尘，随手就能拂去，不值一提。就像过去无数个忙碌的日夜，他总把自己放在最后，把那些需要他的人、需要他的事，都捧在最前面，像捧着易碎的星光，生怕一不小心就摔了。
暖灯依旧亮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长长的，带着点疲惫的弯度，却固执地不肯倒下。策划案上的红痕还在静静洇着，像在无声地提醒着什么，而他，还在专注地看着那些字，仿佛要把整个义卖会的温暖，都提前装进心里，带到明天的阳光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