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骨架日益强健，血脉逐渐畅通，律法、田亩、钱币、官制皆已焕然一新。然而，在陈衍和以崔浩为首的士大夫精英看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正统王朝，不仅需要武功赫赫、制度昌明，更需要一份清晰、权威且服务于当下的历史叙述。如何定义刚刚逝去的乱世，如何评价那些并立乃至僭越的政权，如何从历史的废墟中总结出兴衰治乱的教训，从而为永兴新朝提供合法性依据与治国镜鉴，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的文化与政治工程。
这一日，陈衍在宫中召见了崔浩以及几位以博通经史、秉笔直书而闻名的老臣和学者。地点特意选在了刚刚修缮一新的、位于秘书省附近的史馆。此处环境清幽，藏书丰富，适合进行需要潜心钻研的着述工作。
史馆内，楠木书架直抵穹顶，上面排列着从各地征集来的前朝典籍、档案、奏疏副本，空气中弥漫着故纸堆特有的陈旧而肃穆的气息。巨大的案几上，摊开着《晋起居注》、《楚实录》、以及关于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等割据政权零星的记载。
陈衍的开场白直接而深刻：“诸卿，今日之盛世，源于昨日之乱世。然昨日之乱世，其是非曲直，成败得失，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任其混沌，则天下人何以知天命之所归？后世子孙何以鉴往而知来？”
他目光扫过那些泛黄的卷册，继续说道：“朕欲命诸卿，总揽编修前朝史书之重任。首要者，为《晋书》（指南渡之东晋）、《楚载记》、以及《凉书》。此举非仅为存续史料，更在于辨正朔，明顺逆，总结教训，以昭示天下：为何晋室必亡，为何桓玄当败，为何诸凉终不能久，而我大秦，何以能承天景命，一扫阴霾，开创永兴之局！”
崔浩深以为然，躬身道：“陛下圣明！修史之事，实乃立国定鼎之最后一道，亦是最深沉一道程序。其宗旨，臣以为当如陛下所言，‘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于具体修撰，需把握数条原则：”
“其一，正统观。晋室南渡，虽承西晋衣钵，然偏安一隅，门阀秉政，昏君迭出，早失天命。其史当书其衰败之由，如君臣昏聩、内斗不休、不思北伐等。而桓玄篡逆，僭越称帝，其载记当明其‘伪’。”
“其二，务实观。对于凉州诸国（前、后、南、北、西凉），虽为割据，然其能在乱世中存续一时，亦有其治国用人之得失，尤其是如何处理胡汉关系、经营西域等，当客观记述，其可取之处，亦可为我朝镜鉴。”
“其三，道德观。忠臣孝子，义士节妇，无论属于何朝何代，皆当褒扬，以正风气；奸佞叛臣，贪官污吏，则需口诛笔伐，以儆效尤。”
“其四，致用观。修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最终需落脚于对永兴新政的启示。前朝在田制、赋税、兵制、吏治、民族政策上有何弊端，导致民不聊生，国力衰微，皆需深入剖析，直陈其害。”
陈衍点头：“崔卿所言，甚合朕意。即日起，便由你总领修史之事，在史馆内组建修撰班子。所需人员、典籍，尽可调取。朕只有一言：务求真实，然亦需秉持春秋大义！ 并非要你们歪曲事实，而是要站在大秦的立场，用永兴的眼光，去审视、评判那段历史。要让后人一看便知，天命何以转移，民心何以归向。”
“臣，遵旨！”崔浩等人肃然领命。他们深知，手中之笔，重若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