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枢三省六部的架构如同为帝国塑造了强健的大脑与神经中枢，但若想让帝国的意志畅通无阻地抵达四肢百骸，并得到有效执行，则必须拥有一套同样强健、高效且忠诚的地方行政体系。前朝末世，州郡长官权力过大，往往形成割据；或是中央无力节制，政令不出京畿；加之战乱频仍，许多地方官制崩坏，吏治腐败，豪强横行，税赋流失严重。这些问题，如同帝国肌体上的陈旧痼疾，若不彻底根治，新朝的任何宏图伟略都将成为空中楼阁。
数日后，经过尚书省（尤其是吏部、户部）与中书省、门下省的反复磋商审核，一份关于改革地方行政体系的详细诏书，终于由皇帝陈衍用朱笔批红，加盖玉玺，正式颁行天下。
诏书以一贯的骈俪文体开头，阐述了改革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痛陈前朝地方行政之弊，强调“划疆分治，设官牧民，乃王化之基，治国之本”。随即，便进入了实质性的内容。
核心举措，便是重新确立并严格推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
“州”为最高地方行政单位。诏书明确，依据现有疆域、户口、地理位置及战略重要性，将北秦控制区划分为雍州（辖京畿长安周边）、岐州（辖陇右）、凉州（辖河西走廊）、秦州（辖陇西） 等数个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为最高长官，秩品定为从三品或正四品（依州的重要程度而定）。诏书着重强调了刺史的职责：“刺史承天子之命，总一州之务。掌察举郡县，黜陟能否，断治冤狱，督察奸贪，安抚流散，劝课农桑。” 其职能更侧重于监察、督导和宏观管理，而非直接处理琐碎政务，且明确规定其不直接掌握大量军队（军权由中央直属的都督或镇将负责），旨在防止其成为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郡”为次级行政单位，直接管辖各县。诏书对郡的区划进行了调整和合并，裁撤了一些户口稀少、或因战乱而名存实亡的郡。每郡设太守一人，秩品在正五品至从四品之间。太守的职责更为具体：“太守掌治其郡，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决狱，督索赋税，徭役差遣，维护治安。” 他们是真正的地方父母官，是中央政策最主要的执行者。
“县”为基层行政单位，直接管理与百姓相关的几乎所有事务。设县令（大县）或县长（小县），秩品在从六品至正七品不等。“县令长掌治其县，教化百姓，听讼收赋，赈灾济贫，管理户籍，维持秩序。” 诏书特别强调县令长的选拔至关重要，乃“国政之基，亲民之官”。
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诏书宣布了几项关键措施：
一、“流官制”与回避制度：明确规定刺史、太守、县令等地方主要长官，不得由本地人担任（防止形成地方势力），且实行任期制（通常为三年一任，视政绩可升降或调任），此所谓“流官”，旨在打破地方豪强对官职的垄断，保证官员对中央的忠诚。
二、强化监察：除了刺史负有监察郡县之责外，中央御史台将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巡按御史”分赴各州郡，明察暗访，考核官员政绩，查访民间疾苦，直接向皇帝和御史台负责，形成独立于地方行政体系之外的监督网络。
三、财权上收：规定各州郡征收的赋税钱粮，除留下本级官府必要开支及官员俸禄外，其余大部分需按规定时限解送中央国库。地方不得擅自增加税目、提高税率，重大财政开支需向中央申报。度支尚书（户部）有权直接审计地方账目。